他表示，在顶尖级别，出现假球的可能性很低，因为球员们得到了巨额报酬，这起到了威慑作用。而在低级别的球赛里，因为没有足够的博彩涉入、赚不到多少钱，假球的概率也很低。
“但在中间（层级），你会看到这个巨大的峰值。那里博彩市场的饱和度足够高，有机会下在整个行业里相当大额的注。”
(Alexandre Schneider/Getty Images)
今年3月，在巴西，有16名球员因涉嫌在13场比赛里操纵比赛而被指控，其中包括8场顶级的巴甲联赛。许多相关人员被长期“禁足”并被罚款，而伊戈尔-卡里乌斯（Igor Carius）则被赦免。近几十年来，即使是意甲、西甲比赛也面临过假球指控，而德甲在2005年也发生过重大裁判丑闻。
帕特森说：“如果博彩公司在本该开出一组赔率时，却开出了相反的赔率，那么实际赔率与开出赔率之间的差距，就会越来越大。因此，我们会不断逐分、逐秒地进行比对。”
帕特森指出了“大规模”假球和“单场假球”间的区别，前者是操纵赛果或分差等相关信息，后者是在黄牌等特定事件上面下注，“对博彩公司而言更容易识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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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菲-谢赫（Affy Sheikh）是体育博彩咨询公司Starlizard的诚信服务主管，该公司使用数据模型来预测比赛结果，也会代表客户下注，最大的客户是布莱顿俱乐部所有人托尼-布鲁姆。
布鲁姆和其他在博彩业有经济利益的俱乐部老板们，可以获得英足总的特殊规定，但要接受独立审计，并必须提交年度申报，以确保他们符合一系列严格条件的规定。
Starlizard还会调查假球行为，并帮助体育机构、执法部门识别此类案件。
谢赫说：“这（假球）是一种跨国、跨境的现象，当然也是有组织的。”这让警方很难进行监管，因为“在警方看来，一旦案件跨境、跨国了，就需要国际合作，而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”。
阿菲-谢赫还指出，当在现实世界里，涉及到执法部门要进行国际合作的复杂情况时，恐怖主义或谋杀案件等问题往往被优先考虑，而假球等问题则相对不受重视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他说：“球迷们不一定意识到（假球）有多假——他们认为像是英超这种顶级比赛的裁判判罚，总是倾向于偏袒一支球队或根据VAR的决定。但通常，那些不在顶级赛场的球员或裁判，各种情况会让他们容易受到犯罪机会的影响。”
“顶级比赛万众瞩目。而如果你在水平低得多的赛事上搞同样的事，可能会更容易不被注意。”
他说，足球的假球，对有组织犯罪分子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在全球赚一笔的机会，因为这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有广泛的影响力，而且每天都有海量的赛事可以赌。
谢赫认为，亚洲是假球活动的一个特殊中心，因为巨额资金是通过菲律宾等国参与赌博的。在这些国家，博彩公司是合法的，但赌球者的钱来自其他地方，尤其是中国，因为中国对博彩的法律限制要严格许多。
正如TA在2021年揭露的那样，一些英超球队的球衣赞助商，在这场跨境博彩中推波助澜。
谢赫说，欧洲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涉入其中。
谢赫还表示，如果球员有负债，那情况甚至更糟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剥削或勒索。
他说：“如果一个人每周赚很高的薪水，是，他们可能很难在经济上搞腐败，但他们可能会受到暴力或绑架的威胁。”
(LINDSEY PARNABY/AFP via Getty Image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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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穿假球这件事和那些试图打击假球的人的一个主题是，通过新技术和越来越多的赌博流行地区，“假球”正在迅速发生变化。
谢赫说“犯罪活动不断发展，出现了新的方法，比如犯罪分子将目标锁定在赌比赛上半场，而不是赌全场。也许，这会让那些涉赌球员更容易操作。”
这种现象在网球比赛中已经观察到；让一名球员故意输掉第一局，但在剩下的比赛中竭尽全力，这比全场输更容易办到。
另一个变化因素是，随着赌博蔓延到世界更多角落，人们更容易“隐藏”可疑的现金流。
帕特森说：“在市场上隐藏一笔或一组大额赌注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。”
克里斯-拉斯穆森（Chris Rasmussen）是纽黑文大学的体育博彩诚信专业讲师。
“我认为（假球）越来越容易被发现了，因为我们的数据点比从前要多得多……但（有组织的犯罪集团）正在把假球分散。”
当被问到为什么普通球迷也应该关心假球问题时，拉斯穆森的回答，超越了体育“演戏”和商业吸引力的范畴。
他说，假球可能与其他令人反感的犯罪——如人口贩运和毒品交易——有关。犯罪分子的各种赚钱方式，往往相辅相成——这可能意味着足球比赛和其他一些非常令人反感的活动之间，存在直接联系。
拉斯穆森说：“犯罪分子越来越精了！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